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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这个在元代立县的后起城市，在明清两代发展迅速，到开埠之前，已跻身中国二十大城市之列。

1、小刀会起义的背景

上海之所以成为后起的商业都会，主要是两条：

一是棉织业的发展。

滨海之田，颇利于棉，明代松江府已衣被天下，棉布销售北达秦晋，南及两广，到清嘉庆年间更远销欧洲、美洲。

二是航运业的日益发达。

嘉道年间，上海有沙船三千多号，大者载官斛三干石，小者千五六百石，船主皆崇明、通州、海门、南汇、宝山与上海本地富民，多者一主有船四五十号。此外，还有宁波的蜑船、天津与山东的卫船、福建的三不像船。他们或驶关东，或驶南洋，连樯接帆，川流不息，运米、布、糖、油、酒、豆饼等物。

上海以商兴市。在上海人口中，南来北往的商人和水手占很大比重。开埠以后，客商更多，有不少人在上海定居下来。其中，广东籍、福建籍最多。

至1853年，上海估计有广东人8万，福建人5万。

浙江人也有不少，估计不少于2万。其时，上海县城人口总共二十多万，粤、闽等客籍占一半以上，呈客强主弱特点。

这些人或为行商，或为水手，在正常时期，有利于上海的经济繁荣，在非正常时期，则易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。

移民多青年，多男子，多不安现状者，加上粤、闽、浙濒海之人，每多恃勇好斗、憨不畏死之辈，这给上海民风、社会秩序带来新的问题：

上邑濒海要疆，莠良错处。闽广之徒，有睚眦怨，辄械斗，虽戕人勿论，盖旷悍慄疾，其习常然也。…土著懦而多诈，与闽粤人相处久，稍稍濡染，且有假其威者。

移民在上海建立了许多以乡土关系为纽带的会馆、公所，比较著名的有潮州会馆、潮惠会馆、泉潼会馆、建汀会馆、浙绍公所、四明公所等。

这些会馆、公所在移民中起粘合作用，联络乡谊、介绍职业、排解纠纷、扶危济贫；在移民与政府间起中介作用，维持秩序，传通信息。这些组织通常由在沪的同籍官员或著名士绅领导或得到他们的支持，其合法性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。

依靠合情合理的乡谊，托庇于合法的同乡组织，“不合法”的会党得以秘密活动。

2、小刀会的组织

其中，比较重要的有天地会、小刀会。

天地会在乾隆年间已经出现，活动于闽、粤、浙、湘、鄂、川等广大地区，刘丽川将其传入上海。

刘丽川(1820一1855年)，广东香山人，农民出身，后经商，略知医道。他在香港参加天地会，1845年任香港天地会首领，1849年贩糖来上海，并为丝茶栈伙。他会英语，与上海道吴健彰同乡，又富组织才能，因此在寓沪广东人中很有号召力。

关于小刀会的起源，按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，有两个源头：

一是由北方白莲教系统的大刀会演变而来，流行于安徽北部与江苏北部；二是由南方天地会演变而来，流行于福建包括台湾一带。

上海小刀会主要源头是闽南小刀会。

闽南小刀会于1850年在厦门建立，成员有农民、航运水于和码头工人，秘密开展反清活动。闽南小刀会成立后，很快随福建人传入上海。

上海小刀会的首领主要为李咸池，福建龙溪人，其家原本富庶，到他这代中落，早年来沪，做糖业掮客，并做棉花贸易。李仙云，福建兴化(今莆田)人，小刀会起义时五十余岁，须发花白，为众首领中年纪最长者，有谋略，孚众望。陈阿林，福建同安人，曾在福州、厦门、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及洋行中当马夫。

除了小刀会，当时上海还存在着塘桥帮、庙帮、百龙党等秘密组织。

此外，还有宁波帮、福建帮、南京帮、江北帮等乡帮组织。

这些会党与帮派，各立门户，互不统属，时常因细故而械斗，但是，他们在反对官府盘剥、反对暴政方面，利益是一致的。

3、不经意的起义时机

1851年广西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，引发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其他起义。

1853年3月，太平军蔽江东下，定都南京。5月，闽南小刀会起义，攻占漳州府、厦门厅等城池，这催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上海小刀会起义。此后不久，经刘丽川、李咸池等人秘密活动，原活跃在上海城市的天地会、小刀会等组织，与活跃在乡村的罗汉党、百龙党等，联合组成统一的上海小刀会。

刘丽川为首领，李咸池为第二首领，原小刀会首领李仙云、林阿福、陈阿林，百龙党首领潘起亮、朱月峰、蔡永良，罗汉党首领徐耀等均为骨干。

会员都身藏小刀一把，长一尺七寸，以为记号，有布一方，以作腰凭，上书有“虎”字偏旁的五字。

首领们或在城市，或在乡村，秘密串联，发展队伍，准备起义。

起义首先在嘉定发动。1853年9月4日傍晚，周立春、徐耀、王国初等率领二三千人，从青浦黄渡出发，扬言袭取青浦，途中绕道直奔嘉定，夜间抵达嘉定西门，夺门而入，一举占领县城。

知县郑扬旌负伤逃跑。起义者开狱放人，建立政权“义兴公司”，推周立春为大元帅，王国初为元帅，杜文藻等为军师，陈一秋等为将军，周秀英等为女将军，金秀坪为知县。

周立春等以“义兴公司”名义，告示安民，宣布起义军志在“扫除贪官污吏”，今后“一应赋税钱粮，全行镯免；一应在案人犯，概行赦归田里；商贾仍旧往来，店铺不得闭歇”。

起义军军纪严明，规定凡是泄漏军机、奸淫妇女、谣言惑众、阻隔运粮者，一律斩首。因此，起义后，社会秩序比较稳定，城内外开店如常。9月8日，徐耀等又率众攻克嘉定附近的南翔镇。

上海县城方面的起义颇有点戏剧性。

1853年春天，由于太平军攻克南京，上海一部分守军被调往镇江一带，苏松太道吴健彰为安全计，听从心腹人物、兴安会馆董事李仙云的意见，招募乡勇，举办团练。

他谕饬李仙云等团练福建人，粤董李绍熙等丛练广东人，沪董徐渭仁等团练上海人，以为游勇乡勇猛鸷可用。殊不知李仙云本是小刀会骨干，他所提的建议，阳为小团练，阴为聚会党。

通过小团练，小刀会的势力迅速发展。后因太平军一时并未来攻上海，团练需费浩繁，清政府下令将团练解散，这引起练勇中会党成员的愤恨。

6月中旬的一天，大东门外紫霞殿勇头目、百龙党首领潘起亮、张汉宾带领所部数十人，与城内道署后地藏庵勇斗殴，有庵勇越墙逃入上海道署。署中妇女疑为盗贼，狂奔呼救。

吴健彰下令将他们捆缚送县，要知县严办县外之勇。署理上海知县袁祖德率兵擒获潘起亮、张汉宾两人。

心狠手辣的袁祖德为严刑警众，命鞭笞潘起亮三千，藤条背笞数百，笞张汉宾二千。尚未打完，天已昏黑，袁祖德命囚人立笼，置大堂檐下。笼略高于肩，头伸在笼外，四围绕以木栅，项际如枷，足尖着地仅数分。时当炎热时节，如曝之日中一二日，潘、张必死无疑。

同党成员面请地方团董徐渭仁搭救。经徐劝说，袁将两人释放出笼，锁在县署前石上。7月6日，抗粮农民进城与袁祖德斗争，并进县署，毁班房，潘、张乘间遁逃。潘为此恨袁入骨。

夏秋之交，小刀会即将起义的风声满城，上海地方政府恐惧万分，吴健彰下令镇压。8月中旬，袁祖德率营兵数百人，到县城北门外小刀会处搜捕，逮捕了李咸池等17人。

小刀会当即致县衙门以恐吓信，说是如不释放李咸池等人，就难保自己的脑袋。身份尚未暴露的李仙云亦从中说项，清政府遂在几小时后将诸人释放。这一回合鼓舞了小刀会的斗志。

经过多方联络和周密计划，小刀会决定在9月18日即农历八月十六发动起义。这时，隐蔽在吴健彰身边的小刀会成员报告，道署中藏有40多万两银子，近期将运走。

为了这笔巨款，小刀会决定将起义提前。9月3日（八月初一），吴健彰照例要到天后宫进香，小刀会拟在途中袭击，后因吴健彰加强了防卫而未下手。9月5日周立春等在嘉定起义成功以后，刘丽川等决定立即发动起义。

4、3天占领上海

9月7日，为农历八月初五，县城内的文庙照例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。

凌晨，正当准备祭祀之时，成百上千的小刀会起义者，头扎红巾，手执器械，从小东门和北门，冲进县城。县署中担任警卫的40名广东练勇，本是小刀会成员，立即从腰间取出红巾，摇身变成起义者。

署理知县袁祖德倒是处变不惊，临危不惧，向起义者宣讲道理，并拒绝交出印信。曾遭袁毒手的潘起亮见到仇人，分外眼红，挥矛直前，刺中袁的右肋。起义者一齐上前，乱刀将其砍死。

吴健彰见昔日警卫今日尽扎红巾，始则厉声吆喝，继则容色沮丧，后则北面再拜，作欲自杀状。广东籍的小刀会将士念同乡之情，也看在他平日对同乡多有照顾的份上，没有杀他，且以礼相待，劝他加入起义行列。

吴健彰不从，结果被挟至西城广东会馆监禁起来。起义军占领道署，将储放待运的44万两银子尽行缴获，并获得道署内存囊银二十余万两。起义军以道署为大本营，派兵攻打海防署与参将营。海防同知蓝蔚雯、提右营参将周震豫，闻讯已易民服杂在百姓中从西门逃遁。提右营守备李大钧自杀身死。

这样，在短短的两三天中，清政府在上海的主要衙门均为小刀会所夺。

小刀会在占领县城以后，根据“反清复明”的宗旨，立即宣布成立新的政权“大明国”。

刘丽川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，李咸池称平胡大都督，陈阿林为左元帅，林阿福为右元帅，潘起亮为飞虎将军，徐耀为常胜将军，其他蔡永良、张汉宾、朱月峰、李绍熙等，或为将军，或为军机。

那个曾经搭救过潘起亮的徐渭仁担任参谋，总理财政，是上海地方士绅在小刀会中地位最高的人。

小刀会起义建国而不称王，原因可能是他们一开始便自视为太平天国的一部分。

刘丽川致信太平天国，自称“未受职臣”，希望取得太平天国的承认和支持。

9月下旬，刘丽川已自称“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”，并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。刘丽川、李咸池、陈阿林等首领或联名、或单独发表了一系列告示，揭露清朝罪行，宣告起义目的，要求市民安心生活，照旧营业，并宣布了一系列政策。

其中，政治色彩最强、最有气势的是李咸池在9月7日发布的一则告示。这则告示揭露了清朝的黑暗政治，民族压迫，吏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；宣布了起义军的纪律。其风格近于杨秀清的《奉天讨胡檄》，而文采略胜。

刘丽川、李咸池等人颇有治军和行政才能。起义军纪律严明，令行禁止，不乱杀，不乱抢，不奸淫妇女，所以，占领县城以后，社会秩序良好。对此，清政府官员和外国人均一致承认。

小刀会起义成功以后，继续扩大战果。

9月9日，嘉定起义军二百余人在王小山率领下攻占了宝山，知县金衍照携印逃走。9月12日，征南将军、百龙党首领朱月峰率众攻占南汇，知县章惠被俘后自杀。9月13日，征东将军张汉宾等率众攻占川沙厅，署理同知窦塾逃往松江。9月17日，嘉定起义军首领周立春率众攻占青浦县城，署理知县张晓铭逃走。

从9月5日到17日，不到半月，小刀会连克嘉定、上海、宝山、南汇、川沙、青浦五县一厅，所向披靡，无往不胜。

5、“两个广东人”促成的起义

小刀会武器装备、军事训练不见得优于清军，考其获胜原因：

一在气势磅礴，勇往直前；二在行动突然，使人猝不及防。

这第二点，主要是由两个广东人造成的，一个是吴健彰，一个是刘丽川。

吴、刘两人本是同乡，都是广东香山（今中山）人，都是上海开埠以后从广东来到上海的，两人本相识，关系也还可以。吴本为广州十三行之一同顺行的行商，以捐纳而为候补道员，早在1842年便来到了上海。

他从宫慕久担任上海道台开始，便事实上成为上海地方政府办理外交的参谋。宫慕久曾以他为助手，他还代理过一段时间道台。

1848年青浦事件以后，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，很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情况、比较容易打交道的人。于是，在洋行里干过事、与外国人比较熟悉、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理想人选。

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环境选择了吴健彰。吴健彰比较会做生意，不大会做官，缺乏行政经验，这从他在1848年处理法租界问题时可以看出，对法国领事敏体尼的要求不得体地一拖二推。

在对待团练问题上也可以看出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，他招募粤勇、闽勇，以作防御。

上海地方士绅蒋敦复提醒他，这样做非常危险：

古来谭兵者，谓召外兵不如募土著，固也。外兵主客不相习，痛痒无关，生事滋累。土著则家室自谋保聚，子弟必卫父兄。今浙、闽、广各为一帮，本地招集亦非一处，此其势固犹是外兵耳。江、浙懦而多诈，闽、广悍不畏法，近已小有斗狠，诚恐积为厉阶，贻误匪浅。脱巾一呼，变生肘腋，当事者何以待之？

日后事态的发展，证明蒋敦复说的完全在理，但当时吴健彰听不进去。

他做道台，不依靠上海地方士绅，而依靠广东人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雇了40名广东人为警卫，衙门上下都是潮州人。

广东帮在上海势力最大，倚仗这位本乡道台，走私贩毒，偷税漏税，得到好处不少。

刘丽川则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，他利用同乡关系，将吴身边的警卫都发展为小刀会会员。

起义一爆发，衙门上下顿时都是头裹红巾的人。起义军冲进道署时，吴健彰还蒙在鼓里，下令开炮，左右随从都推说不会。他这才醒悟，但为时已晚。

一位上海文人说：

“赭寇之乱，变自内作，备位监司，形同木偶，其揭竿而起者，即其所谓爪牙心腹也。”

有人作诗讥刺：

私心自用为乡亲，招集南方无赖人。养虎自伤还误国，资财费尽又殃民。同乡利禄待诚优，转为恩深结反谋。直至噬脐鞭莫及，祸贻君国又谁尤。

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小刀会的成功，是由两个广东人促成的。

这两个广东人的出现，又与上海社会的内在变迁有因果关系。

6、同乡的作用

同乡关系对于吴健彰个人来说，其作用并非全是负面的。

吴健彰被俘以后，如何处置，小刀会内部意见不一。

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，广东帮主张劝降。刘丽川念同乡之谊，下令勿杀。

吴健彰是美商旗昌洋行的股东，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（1812一1872年)在吴被俘的当天，就致函刘丽川，表示愿负保护之责。刘接信后，当晚会见马沙利，表示吴的安全没有问题。

9月9日，美国洋行职员霍尔和史密斯两人到吴健彰被关押的地方，让吴健彰脱去官服，扮成商店伙计模样，戴墨镜，持破伞，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，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缒城逃脱。

吴出城后，先躲在传教士晏玛太的家里，然后躲入旗昌洋行。他的家属稍后由传教士雒魏林等救出。

显而易见，吴健彰表面上是逃走的，实质上是放走的。以官位论，吴健彰高而袁祖德低，吴是清政府在上海的主要代表，起义军在杀袁的同时，将吴结果了，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但结果是袁死而吴生。

同乡关系对刘丽川来说，其作用也不全是正面的。他放走吴健彰，引起福建帮的强烈不满，小刀会首领中为此产生很大裂痕。

吴健彰逃出以后，不思报答小刀会的活命之恩，反而因害怕清政府追究责任，卖力地勾结美、英、法诸国的侵略势力，疯狂进攻起义军，最后成为小刀会的大敌。

同乡关系，福兮祸兮？

（正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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